2015年9月20日 星期日

十年一覺中國夢 - 工作篇 - 過海唐山去


 
我過去服務於殼牌(Shell)石油公司,長久以來是財富五百大成員,事實上在我加入公司前幾年,它一直是全世界排名數一數二大的企業集團,營業據點遍布全球,而為了培養和平衡各地區之間的人力資源,公司經常將員工調派到其他國家。我在台灣分公司工作十二年之後(1996),為了學習更多市場管理技能被第一次外派到海外,地點是澳洲,兩年多後按慣例應該回台灣母公司貢獻所學,卻破例被直接送到北京展開第二個外派任期,原因是當時的中國大陸需要人,有經驗的人,最好還會講中文的人,來幫助企業在這個潛力高深莫測的市場中拓展業務。
 

殼牌公司在海峽兩岸都有很長遠的歷史,台灣早期靠煤油照明,殼牌是主要供應商,現今在新北市淡水還留有一處已被認列為古蹟的倉庫,二戰之後因為政治因素,公司從台灣撤資,部分業務交由本地代理商經營,八十年代初台灣經歷經濟奇蹟,逐步走向開放,殼牌重新回台設分公司。大陸業務始於民國初年,總部設在上海外灘,後來因為國共內戰營運中斷,“上海生與死”這本描述文革的小說作者鄭念,和她先生都是當年殼牌員工。
 

殼牌重回大陸大約和台灣同時,不久前才大動作宣示經濟改革開放大方向的中國大陸,同時向全世界招商,包括殼牌在內許多大型跨國企業,過去苦於沒有門道進入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市場,現在紛紛跳入試水溫。我在台灣時因為業務關係和大陸分公司偶有聯繫,當時大陸百廢待舉,基礎建設落後,大城市辦公資源不足,聽說他們在幾年內搬過好幾次家,從最早籌備處設在北京頤和園內的一個老宅院,輾轉搬到最新建成的辦公大樓,名為“北京烤鴨大樓”,樓下是餐廳,樓上是辦公室,我當時心想:大陸同事吃飯可真方便!
 

大陸業務初期拓展速度很慢,政府和外商之間相互試探磨合,但總體來說還算順利,直到後來中國政府極力淡化的“1989春夏之交那場政治風波”(六四天安門事件),幾乎一夜之間將改革開放所有進展化為烏有。事件之後,所有跨國企業都停止或起碼減緩在中國的業務推展,許多財富五百大企業內部激烈辯論是否該完全撤資走人,這樣的辯論卻在短短幾年中轉變為是否應該重新加碼回到中國,而隨著國際形勢快速發展,情況越來越明朗,問題已經不是要不要回中國,而是不能不回去!尤其對大型跨國企業來說,放棄大陸市場就像廢掉一個最重要的成長引擎,等同退出國際競爭行列。
 

從九零年中後期開始,所有國際大型企業都對中國市場制定出很高的成長計劃,除了大量資金外,各行各業的人力資源更是從世界各地湧入。當時的中國許多發展都不是漸進,而是“蛙跳”(leapfrog)式的,比方說我剛到北京時大部分人家都沒有裝設電話,街上有許多專門提供接打電話服務的小販,商務人士大多用BP機(呼叫器)。接著不到一兩年,幾乎所有人都開始用手機,街上到處可見邊走路邊對著天線拉得高高的話筒大聲吼叫的人,他們中有相當大比例此生擁有的第一台電話就是手機。
 

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換句話說,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展更是典型的蛙跳代表。中國人是舉世公認的精明商人,共產主義當道,時打壓住人們買賣致富的慾望和作為,一場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商業發展打回石器時代,整整一代人的商業技能和制度傳承就此消失殆盡。所以當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重新開啟商業機會之門時,人們的思想和能力卻還沒有準備好,這就是需要從外界引入大量人才以填補空缺的原因,其中來自台灣和香港等華人世界的人才更比其他地方佔有語言,文化和人脈上的優勢。
 

那個時候還沒有“台幹”這個名詞,台灣大企業受制於戒急用忍政策,只能偷偷摸摸在一些灰色地帶發展,同時間,跨國企業卻把有經驗的台灣人當成寶來看,期望他們能夠在全球寄予厚望的大陸市場中發揮所長,將市場經濟的知識和經驗盡快傳承到大陸,並且和本地員工一起合作,為企業打下可長可久的成長基礎。以我的老東家為例,來自世界各地有意願外派到中國的員工大排長龍,但考量到台灣和香港(部分新加坡,馬來西亞)員工能在最短時間內產生最大效益,通常優先錄用。
 

我那時是從在澳洲工作兩年之後直接被調往大陸,立刻感受文化差異帶來的強烈衝擊,澳洲上班模式標準朝九晚五,很少有人加班,下班後趕在太陽下山前打個十八洞的人倒是不少。大陸工作氣氛完全不同,我剛到第三天就開始出差,還記得第一站是西安,需要出席一個招聘經銷商的會議,我以前常參加類似聚會,沒想太多,被人領到現場嚇一跳,全西安最大酒店的最大會議廳被塞得水洩不通,起碼有六七百人與會,規模比我過去熟悉的大了十倍不止。公司在當地銷售代表主持會議,他是我的下屬,為了新老闆與會致詞,他徹夜為我準備了一份講稿,得知這件事後我的第一個念頭是他可真會拍馬屁,後來才漸漸發現,不是他會拍馬屁,而是這就是大陸職場的典型工作方式。
 

大陸外商公司的本地員工大都很年輕,高學歷,這沒什麽特別,特別的是他們像打仗一樣的工作態度,幾乎沒有人準時下班,成天跟和工作相關的人事物泡在一起,銷售人員一個禮拜難得回一次家不足為奇,連不需要出差的行政人員也經常以公司為家。我當時的老闆是位英國人,是個脾氣不太好的工作狂,和本地員工間明顯有隔閡,我曾經見他在內部會議大聲斥責下屬,與會者個個面色凝重,鴉雀無聲,中場休息時,卻背著老闆又笑又鬧談論晚上去哪吃飯。沒多久之後這位英國人的工作被我取代掉,當時我就心知肚明,能把這位工作經驗和態度都比我強的老闆幹掉只有一個原因:我會講中文!同樣心知肚明的是:我遲早也會被這幫工作態度和學習能力超強的本地人給幹掉!
 

從企業用人成本角度來看,一般來說,台灣員工被派到大陸薪水至少翻倍,甚至更高,而這還只算小頭,企業負擔更多的費用包括稅金,房租,休假,機票,家屬津貼,教育補助等等,這其中最離譜的應該算房屋租金,在當時,包括港台在內的外籍員工只被允許住在一些指定的公寓,別墅,這些被稱作外銷房的居住品質比一般本地居民樓好很多,但因為數量少,價格高,加上價格本來就有所謂的“雙軌制”,也就是同樣的物品或服務,外國人需要付更高價錢購買,所以租金貴得嚇人。以我住在公司附近的三房公寓為例,每月要價九千美金,而請一個阿姨(幫傭)一個月只要八十美金,那時我和公司負責外派人員事務的同事開玩笑說:薪水減半,租金給我,我自己想辦法睡火車站,行不行?
 

限定居住地點的另一個原因是方便監視管理外籍人員,那時我常聽說有些外籍同事家裡電話出現怪聲音,或出差在旅館房間被強行進入盤查,甚至家中有被搜查過的痕跡等等事情,許多人指證歷歷外銷房的某些樓層是監視人員的工作場所,住戶無法進出,但不知是因為我運氣好還是神經比較大條,這些事從未發生在我的身上。另一個管理方法是強制規定外籍人員使用司機,表面原因是安全,其實指派的司機都負有監視責任,這事是我的司機告訴我的。
 

即使成本如此之高,眼光較長遠的企業依然樂得砸下重金廣招天下勇士,為的是借用他們的現成技能,並且在最短時間內把這些技能傳承給本地員工,也就是說,外派人員除了做好本分職務外,另一項重要責任是培養本地員工盡快接班。大部分從事管理階層工作的外派人員都會盡力無私的把這項工作做好,但也有少數對待屬下總會留一手,擔心自己工作太快被“本地化”而失去存在價值。就我觀察,通常越是藏私的老闆越得不到屬下支持,結果就越難以完成本身職責,反而是越肯花時間精力培養拉拔屬下的人,越可能獲得“水漲船更高”的回報。
 

企業組織的職務有高低級別之分,老闆對屬下負有必然培養訓練責任,屬下在盡力完成老闆交辦任務之外,也負有學習成長的義務,雖然扮演的角色不同,但理論上來說,雙方目標一致,成敗與共,而且在人格尊嚴上處在平等地位。可惜經驗傳承一向不是華人世界,包括港台以及大陸本地員工的強項,這點跟傳統文化有關,儒家強調階級尊卑,上下之間關係較接近師傅和學徒,師傅擁有絕對權威,卻又擔心地位不保,屬下必須絕對服從,習慣奉承拍馬,但也經常陽奉陰違,這種關係看似平穩,卻容易造成相互猜忌,或形成大組織內的小圈圈,都是在國際環境中工作的不利因素。
 

台灣上班族從小接受高壓式教育,生活在階級分明的家庭和社會倫理之中,不習慣以責任和義務為核心的企業組織文化,有心加入國際工作舞台的人需要儘早培養觀念,如有機會做人家的老闆,除了以身作則外,要把屬下的成長當成最重要職責,努力學習輔導(coach),而不是教導(teach)員工的能力。我曾經有一個老闆在訓練我的輔導技巧時說過:對待員工只有兩個選擇,要不把他管理得更好(better),要不把他管理出去(out);這麼做不是因為我們是好人或壞人,而是因為這就是公司付薪水要我們做的事!
 

以前同事中有幾位有大陸國營企業背景,根據他們描述,“跟對老闆是在那種職場環境中最重要的事情,而身為領導,也需要拉攏一批能為他效忠的屬下,撐起業績同時還能為他打探小道消息,孤立異己等。人人如此,大組織中自然形成一個個小利益集團,久而久之,造成勇於內鬥的企業文化,外部競爭力也隨之逐漸流失,有能力抱負的員工待不住,只好往外跳。他們說問題雖嚴重,但要解決其實不難,只需要制定明確考核制度,確實執行,如此而已,難只難在沒有改變的動力和壓力。
 

這種狀況在西方社會也有,但少得多,原因是文化不同,西方人講究獨立和誠信,執行人事政策時較少私心,還有一點是國際化工作環境,人員流動大,對制度,而不是個人,的依存度高。我沒有在公家單位待過,但猜想台灣公務系統可能有類似問題,部分台灣年輕人初入社會進入重人際關係,輕制度考核的組織,容易沾染習性,對日後如果有機會在國際舞台打拼產生不利影響。
 

理解這樣的國際職場倫理之後,台灣員工不但需要學習如何管理員工,還需要學習如何管理老闆,是的,老闆是需要管理的,不要把他當成偶像來崇拜,也不要當成仇人來怨恨,而是把老闆當成重要的資源來“利用”,從他身上挖掘知識和經驗,對他給出誠實直接的反饋。這麼做能夠在組織受惠前提下,讓雙方都學習成長,如果碰上理念不同或自信心不足的老闆,更是磨練自己的機會。在台灣“媳婦熬成婆”的職場文化中這麼做或許有一定風險,但在自詡為學習型組織的國際企業裡,可以為自己的領導能力大大加分。
 

早期台幹的黃金時間不長,大概十到十五年左右,經過精挑細選的大陸本地員工資質好,學習能力強,稍加磨練很快就可以獨當一面。我在大陸工作期間經常聽聞公司打算降低港台員工的薪資和福利,獵人公司也不斷對從台灣來的求職者放出調低心裡預期的風聲,從過去至少雙倍薪酬一路下滑,甚至後來有一家著名國際電腦公司開出條件是象徵性的加一塊錢台幣,雖然其他福利補助還是不少,但已經明顯說明兩岸之間在人才需求和供給上的快速變化。再加上隨著大陸陸續取消外銷房制度,學校放寬外籍生入學限制等措施,企業提供的房補學補逐漸降低,兩岸之間在平等地位上競爭人才的趨勢越發清楚。
 

但這不表示現在的台灣年輕人在大陸機會變少,壞消息是:台灣的老本已經吃完,一招半式再也走不了江湖,必須靠真槍實彈和全世界人才競爭;好消息是:大陸市場不但是過去二十年的世界工廠,更重要的是,它將在可預見未來成為全世界最主要的消費市場。全世界的企業和人才都為此摩拳擦掌,打算從中分一杯羹,就像美國人曾經最驕傲的“美國夢”一樣,現在全球有無數人正在做他們的“中國夢”,他們知道這塊餅夠大,只要付出努力,就能得到回報。這讓我想起多年前台灣一個名為“大精彩”的電視綜藝節目,它的口號是:大精彩,彩金大,有本事你來拿!
 

我居住的北京早年台灣人不多,台商大都聚集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少數跨國公司台幹散居各地,後來外商台幹少了,但多了一些例如美髮師,設計師,廣告AE等,再後來,各行各業都出現台灣人的踪影,不一定從事管理職務,更多的反而是本地人才並不缺乏的中初級職務,而且平均年齡明顯下降。從許多相關報導中得知現在台灣年輕人到大陸工作的意願比以前高,而且吸引他們的不再是兩三倍的薪水和福利,而是磨練技能的機會和長遠的職涯規劃,這是好現象,現今中國大陸是個大池子,如果自認有成為大魚的潛力,就應該趁早習慣這樣的環境。
 

另外還需要認清楚一點,現今中國大陸和過去已大不相同,不止是台灣企業和市場的延伸,更是全球經濟的重鎮,不止是和我們講同樣語言的鄰近地區,也是整個地球村中最活躍的經濟體。工作於此,即使是為台灣企業打工,競爭對象卻是來自全世界的人才,別指望政府提供就業保障的“公平正義”,別期待政策的優惠補助,甚至也別期待頭家的關懷眼光,充實自己,跟上國際腳步,才是在這個大精彩的地方,拿大彩金的真本事。
 

註釋

l   淡水殼牌倉庫位於淡水捷運站右側步行約五分鐘處,平時對外開放參觀,並供藝文界人士展覽表演使用。

l   早期大陸殼牌公司總部位於上海外灘,黃浦江邊整排歐式建築其中一棟。

l   文化大革命後中國經濟處於破產邊緣,1978年共產黨於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新經濟政策大方向。

l   文化大革命始於1966年,隨“四人幫”倒台於1976年結束,也有人稱為“十年浩劫”。

l   台幹一詞原是指為大陸台商工作的台籍幹部,現泛指在大陸工作的台灣上班族。

l   改革開放後,大陸大城市成立僅供外國人用外匯卷購物的“友誼商店”,出售進口貨品。友誼商店現在仍有,任何人都可隨意進出。

l   “大精彩”是1982年華視製播的益智問答節目,張小燕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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